《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德]提尔曼·阿勒特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所谓“德意志问候”，指的是1933-1945年间渗透整个纳粹德国的社交规则。大多数人应该都从电影中见过这一令无数人谈虎色变的姿势：即像机器人一样直挺挺地立正，右手斜向前伸，高喊：“嗨！希特勒！”作为纳粹秩序的外在标志，它无疑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社会与政治的最突出的象征之一。

德国学者提尔曼·阿勒特对纳粹秩序的拷问就是围绕着这个姿势展开的。二战结束以来，德国人以其深刻的赎罪意识重新赢得了世人尊敬，这种沉痛的反省也深深地铭刻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在作者看来，这一简单的问候语，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那个时代国家性的象征与建构，它以最简单的外在形式抹杀了社会个体的思想自由。

问候本是一种最平常随意的社交形式，连这种最基本社会交往也要由政治性规定来指导，本身就昭示着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干预。任何拒绝希特勒问候语的人，都会面临不爱国的指控——它成了判定社会成员对极权政府认同程度的指示性工具。在这里，不服从的权利被取消了，任何人要想不被怀疑，就必须无休止地通过这一问候语来明确表达自己的忠诚。问候语变成了一种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使人际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

希特勒问候礼是近代一系列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身体管理逐渐成为行为规范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与礼仪、权力关系、政治行为的结合产生了文明规则。欧洲文化将这种礼仪中的限制性规则变成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社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个人内心的压力就越来越沉重。这种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产生一种布克哈特所说的“可怕的单一化”（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纳粹在思想上推行的强行一致化（Gleichschaltung）就是其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样一个将日常生活都彻底组织起来的国家，必然造成精神视野的急骤狭隘化，国家无情地指导着所有人，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放弃对自由的热望，学会成为一座庞大机器无数齿轮中的一个。

人们并不都是被迫行纳粹礼的。事实上，当时它还被神圣化为民族共同体成员专享的特权之一（犹太人就被禁止这样行礼）。许多人自觉自愿地、狂热地通过它来表达自己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德国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危机。历经近代史上的多次磨难，德国人的自尊心惨遭打击，形成一种固执、片面谋求国家强大的心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渴求权力其实植根于软弱而非力量。纳粹宣传机器通过将希特勒描绘为将祖国从濒死的沉睡中唤醒的英雄，极好地迎合了这一心理，希特勒问候礼成为克服这种危机和潜在不安全感的力量源泉。

通过逃避自由和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大批的德国人在这种弥漫社会的整齐敬礼之中，使自我与一个更高价值合为一体，使他们产生一种获得自我所缺乏力量的幻觉。个体自觉地将主权让渡给超个人力量，而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整体权力则不断加强，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将所有人牢牢凝聚在一起，既是一个顽强坚固的集体，也是一种最可怕的控制。个人的心灵在这一整体中黯然失色，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和独立判断，在精神上无法独立自主。

德国人的这一悲剧可以追溯到路德。在他的思想中，臣服是被爱的先决条件。通过消灭孤立的个体自我，通过与超人力量合为一体（即成为其工具），来寻找肯定。这产生了几个严重的后果：既然个人道德感已被转移给一个超个人机构，人们也就不再对个人行为负道德上的责任；其次如书中所引的一个例子，那种对领袖的狂热，“需要多少对自己的恨才能铸就？”——充斥于现代人生活中的“义务感”，实质上都带有浓厚的敌视自我色彩。纳粹礼推行的迅速和遭遇抵抗之微小，正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人已经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

“德意志问候”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的一次意外，它实际上为所有世人敲响了警钟。个体自我的理性和自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和自由的基础。而不服从的权利作为一种自由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如果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思想，那么“表达思想的权力”也将毫无意义。一个美好的社会，国家的强大应当与个性的自由同步展开。

纳粹礼已经远去，但催生它的现代文明仍在世上。商业社会同样通过各种媒体和信息渠道，无情地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在女性减肥中最能辨认出那种高度自我控制的身体管理与自我否定（厌食症）。只不过现在，社会控制手段变成如此柔软而不具强制性，以至于被控制者不知不觉地忘记了不服从的权利。正如托克维尔曾提醒的，下一次，社会控制也许将像睡梦一样无声无息地到来。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王利华 主编，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变迁中的每一个时代都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迫使人们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过往的事件，进而再写历史。近两百年来中西方史学潮流重点的转移都与社会本身的发展密切关联：从政治史依次转向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到上世纪末轮到了环境史——因为失去预见和自制力的人类本身，正被视为人类文明最后和最大的威胁。

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理解为与人类活动相关，自然环境本身仅仅是这种活动的背景。直到现代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类自身的任何活动，都无法真正从我们这个唯一的生物圈剥离开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彼此在对方的历史中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

国内的环保意识的兴起大致比欧美晚30年，因此毫不奇怪地，相应的环境史研究也晚起若干年。1962年谭其骧曾谈到东汉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是：南北朝时游牧的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减少了农业过度开发对水文环境的破坏。如果从环境史的角度做综合考察，他也许不必经过一番苦思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这典型地反映出传统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视野格局上的宽狭不同。

大地不仅仅是历史的布景，它还在以一种令人无法察觉的力量微妙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不同人群的历史。布罗代尔就着重强调“长时段”因素（包括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等）结构性的、难以突破的限制，这种“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是个沉默的演员，但却决不能因为这种沉默就遭到忽视。

自然的报复和大地的诅咒并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它由来已久，全球变暖事实上在农业文明时代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中的论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从来就不是这个星球的主宰，他们时不时的狂妄和愚蠢反倒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之所以说愚蠢，是因为其无节制的活动最终伤害到了他们自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过度农业垦殖破坏水文环境，造成黄河、淮河水患，周期性地导致全流域的政治经济崩溃。

农业文明是现代文明的起点，但也正是从这一起点开始，人类干预和破坏自然的强度也加大了。和游牧业比起来，定居农业能养活的人数多得多，人均木材消耗量也多得多，因为从薪柴、建筑、棺木、冶矿、造船，乃至制酒、制墨、造纸，定居文明都大量消耗木材，导致大面积的森林破坏。到1800年，远古曾有60%以上森林覆盖率的山东、河南、江苏三省，都只剩不到5%的森林覆盖。早在北宋时，首都开封就已无柴可烧，居民全靠烧煤，明清北京也是如此，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英国比其他国家早50-100年爆发工业革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木材的全国性短缺，致使他们转向煤铁工业，但能源的转换进一步破坏了环境。

古代虽然严禁百姓破坏国有山林沼泽，但禁令终于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之下崩溃。通常而言，私营林场保护较周密，造林成活率也高，而明清时的公有山林（“官山”）基本被看成谁都可以利用而无任何限制的开放性资源，这也是“公地的悲剧”——收益是自己的，后果则由包括后代在内的所有人共同承担。但林权的私有化也需要监管，否则明清时的流民就是因大面积不顾后果地开发深山，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对河流水系的上游地区而言，开发就意味着破坏的开始。

除了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之外，本论文集也集中关注那些“非生物的主角”——气候、河道、降雨量、瘴疠瘟疫。一个比今天寒冷0.8摄氏度的历史时期，可以导致全国性的农业减产和经济萧条；而各地降雨量的多少，更是影响到千百年农牧经济和南北方饮水问题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的几部专著也都已认识到：南方湿热地区的瘴疠曾是阻挡过度开发的屏障，瘴气的逐渐消失对定居者的健康是好事，但也意味着环境破坏的深化。

一些史学家已将历史上老虎的活动看成是人类入侵和破坏自然环境的晴雨表。因为山林开发的推进，首先威胁到食物链最顶端的老虎，并迫使老虎向人展开生存竞争，从这一意义上说，虎患严重的时期和地区，正昭示着环境破坏的强度已打破自然平衡。历史上野象分布范围的逐步南移缩小、动植物种群的变化，也正得到全新的认识和诠释。对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来说，兽类的种群分布对理解历史尤其重要：因为这一地区对气候的敏感程度之高为全国之最。虎、鹿等大型森林野兽的范围缩小和消失，与陕西灾害的频率和作为文明中心的衰落存在着高度关联性。

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的确已经很晚了，但只要行动起来，就永远不会太晚。如今有必要将以往互不关联、边缘化的历史地理、农业史、气候史、灾荒史等整合为一个全新的环境史研究，将一个更为宏大而宽阔的历史景象予以还原和重演。到那时，我们将更清楚到看到人类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既依存于自然又反作用于自然，既是创造者也是破坏者。而这终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爱护被人类伤害和疏远了的大地。

载2008-3-15《广州日报》，题《环境破坏如何改写中国历史？》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11-1945》
[美]芭芭拉·塔奇曼著 万里新 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它有关中国；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故事，中国仅仅是故事的特定背景，芭芭拉·塔奇曼以此获普利策奖就是一个证明：该奖只授予美国史的著作。读完全书，人们很容易获得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天真而典型的美国大兵在古怪的东方充满挫折和苦闷的漫长经历，不幸的是：他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泥潭里。

在史迪威身上，再典型不过地集中了美国在二战东亚战场上的困境：无论性格、战争指挥权、策略重心和方向……盟友之间都争吵不断。今天外资进中国开办合资企业都会遇到头疼的文化冲突与艰难磨合，数十年前在那样的非常时刻，其激烈程度自然更是十倍过之。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常言辞尖刻的“酸醋乔”还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事态的热切观察者，长期担任驻华武官，甚至能用汉语向士兵训话。他对中国平民始终抱有深切的同情心和理解，1929年还在一次演讲中含蓄地批评西方人动不动就说中国人“不可捉摸”，而他们仅仅是“跟我们不同”而已。在1941年太平洋事变爆发之前，他被公认为“对中国和远东的了解要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也就不奇怪了。这样一个人物，在当时的紧急关头，毫无疑问会被罗斯福总统确信是派驻中国的不二人选——更何况罗斯福非常信任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史迪威极为推崇。

然而他却搞砸了。从任何意义上说，史迪威的中国使命都不能说是成功的。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一再恶化到完全无法共事，在缅甸热带雨林中的战争则是一次充满失败感的折磨，他的呼吁也很少人认真倾听——包括本国，因为美国当时将重心完全压在对德作战，对日作战则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出动陆军。将遭受珍珠港偷袭视为奇耻大辱的美国人，当时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对日本有私仇要报，在解决时不要别人插手。不过为避免难以承受的伤亡，对日作战主要由海空军承担，陆军方面只需要中国人帮忙尽力地拖住日本人。

史迪威多次不满地注意到，他负责的战区重要性极低，尤其是缅甸——最初根本就没预料到它会成为一个战区。不管他怎么呼吁，蒋介石经常无动于衷，而华盛顿也从来没有以实际行动响应他关于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建议。他饱受挫折，愤懑不平，仿佛一个手脚都被绑住的巨人，一身力气却使不开来，以至于那段时间里他本已够坏的脾气更加暴烈——此刻多骂几句至少也可聊以缓解他内心的郁闷。鉴于他前半生的和平年代里一直升迁极慢、仕途黯淡，1939年至1944年的五年里，却从上校连升四级至四星上将，无疑使他加倍珍惜这一迟迟到来的、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发挥才干的机遇，一心想做点什么。

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纯粹的军人，他耿直刚烈，是极鲜明的进攻型将领，他对战争的看法更接近于一场橄榄球比赛：要进攻、进攻、进攻。他发现中国人热衷于游击战，而他颇为讨厌这种躲躲闪闪的打法。他总是“时刻留意主动反攻的机会”，甚至“我愿意在一名下士带领下作战，只要他让我打仗”，他抱怨中国人的“头脑无法接受进攻的想法”。那么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怎么进攻呢？他的答复是“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优势”，以消耗取胜。

这种观念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都是痴人说梦。1941年底美国参战时中国已沦陷半壁江山，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消耗大半，而且国内根本没有统一的军事力量。在当时的美国观察家看来，“中国军队”仅是一种礼貌的称呼，因为当时中国其实没有国家军队。在这种情形下，装备又极差，仅靠人多向日军发起正面进攻，那只能意味着巨大的人员伤亡。1941年时最乐观的预估是1947年可以击败日本，要再拖六年，就必须“省着点花”，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内心都主张持久战、游击战，多拖一年是一年。他们对自己的那点家底太了解了：好死不如赖活着。

史迪威也许了解这些，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是服从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中国把日本人拖住，以减少“我们的孩子”的伤亡。蒋介石的拖延战术，不到一年就让他受够了，他强烈地要求主动进攻，缅甸沦陷时就将最大的责任归咎于日军的“积极进攻”和“蒋介石的愚蠢、胆怯”。他这种“硬碰硬”橄榄球比赛式的进攻性思维无疑是典型美国式的，因此极了解美国人的宋美龄1943年初访美演讲时誓言中国人相信“光荣地冒险要比屈辱地失败”更好，就赢得全体议员掌声雷动。但私下里，她却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并犯了悲剧性错误：他迫使蒋介石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缅甸作战去，后来全部失去。”

在这个过程中，史迪威逐渐发展出一种理论：即中国战区的糜烂局势应完全由蒋介石来负责，他仅是一个“狗娘养的”自私专制的独裁者，只不过是“我们的狗娘养的”。蒋之所以不进攻，是因为他愚蠢胆怯，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势。他对蒋越失望，对抽象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就越有好感。由于他本人极力主张进攻，也就倾向于认为日军的获胜是因为主动进攻、而中国状况之差也因为消极防御。他对蒋接触越多，就越觉得，“要改革这个体制，只能打碎它。”最彻底的办法则是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

这听起来当然很有道理，例证也不胜枚举。最大的好处在于抚慰了史迪威本人及美国人的自尊心，他们实在无法忍受那么窝囊、郁闷、屈辱的“持久战”，宁可去光荣地冒险——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完全是匹夫之勇，小不忍则乱大谋。

史迪威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去世。三年后的1949年，国民党军在大陆全面溃败。看起来他的预言完全实现了。当时的美国人在错愕之下，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古怪的结局，整整一代人都卷入这一反思：“谁失去了中国？”史迪威本人由此被视为一位受难而正确的先知，问题的答案似乎都蕴藏在他本人的经历之中。

1949年中国江山变色，对美国人的精神冲击之大，连中国人也很难想象。自晚清以来，美国以“门户开放”和传教热情逐渐介入中国政治，一战后欧洲列强势力退潮，日本则因为吃相太难看而替美国创造了将太平洋变为内湖的绝佳时机。在这一情形下，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将成为美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罗斯福极力推动中国成为战后四大国之一（苏英对此均极冷淡）；眼看一切顺利，不料历史却在此突然拐弯，出现的竟是一个红色中国！这怎么不叫美国人目瞪口呆呢？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就必须要有一个解释。史迪威恰好提供了一个现成答案。

坦率地说，我对这个答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史迪威身后二十年，美国碰到了另一个泥潭：越南。这次不仅仅是一个人饱受挫折与迷茫的折磨，而是一代人。在很多地方，两者很相似：罗斯福曾问蒋介石的为人，结果在史迪威和陈纳德那里得到两个对立的答案；越战时期，肯尼迪总统也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形，以致他询问两位调查官员：“两位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这两次，美国都致力于实现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当地军事上的自足；都遇到了一个固执专制、信奉基督教的当地领导人；局势也一样总是极坏。然而越战中，美军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史迪威当年的愿望：打碎这一该死的体制（但吴庭艳被推翻后南越状况却更糟了）、直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但却陷入了泥潭），由于过多地依赖美国这个保护人，最终也腐蚀掉了南越的民族尊严。

塔奇曼这本书在越战最激烈的1971年写成，虽然没提到一句越南，但在当时深陷越战泥潭的气氛下，一个美国读者只怕难免会联想到同在东方的越南。假如史迪威能活着看到越战的结局，想必他也会重新考虑自己当初对中国以及蒋介石的看法吧。

载2007-12-16《南方都市报》，题改为《陷入中国泥潭的美国大兵》，又承编者将其分为三小节，易读得多了。原名中的“大兵乔”指史迪威，因其名Joseph也称Joe，另“大兵乔的故事”也是一部著名电影，讲美国步兵团进攻意大利时的悲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