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王利华 主编，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变迁中的每一个时代都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迫使人们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过往的事件，进而再写历史。近两百年来中西方史学潮流重点的转移都与社会本身的发展密切关联：从政治史依次转向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到上世纪末轮到了环境史——因为失去预见和自制力的人类本身，正被视为人类文明最后和最大的威胁。

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理解为与人类活动相关，自然环境本身仅仅是这种活动的背景。直到现代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类自身的任何活动，都无法真正从我们这个唯一的生物圈剥离开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彼此在对方的历史中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

国内的环保意识的兴起大致比欧美晚30年，因此毫不奇怪地，相应的环境史研究也晚起若干年。1962年谭其骧曾谈到东汉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是：南北朝时游牧的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减少了农业过度开发对水文环境的破坏。如果从环境史的角度做综合考察，他也许不必经过一番苦思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这典型地反映出传统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在视野格局上的宽狭不同。

大地不仅仅是历史的布景，它还在以一种令人无法察觉的力量微妙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不同人群的历史。布罗代尔就着重强调“长时段”因素（包括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等）结构性的、难以突破的限制，这种“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是个沉默的演员，但却决不能因为这种沉默就遭到忽视。

自然的报复和大地的诅咒并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它由来已久，全球变暖事实上在农业文明时代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中的论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从来就不是这个星球的主宰，他们时不时的狂妄和愚蠢反倒造成了不少的麻烦——之所以说愚蠢，是因为其无节制的活动最终伤害到了他们自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过度农业垦殖破坏水文环境，造成黄河、淮河水患，周期性地导致全流域的政治经济崩溃。

农业文明是现代文明的起点，但也正是从这一起点开始，人类干预和破坏自然的强度也加大了。和游牧业比起来，定居农业能养活的人数多得多，人均木材消耗量也多得多，因为从薪柴、建筑、棺木、冶矿、造船，乃至制酒、制墨、造纸，定居文明都大量消耗木材，导致大面积的森林破坏。到1800年，远古曾有60%以上森林覆盖率的山东、河南、江苏三省，都只剩不到5%的森林覆盖。早在北宋时，首都开封就已无柴可烧，居民全靠烧煤，明清北京也是如此，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英国比其他国家早50-100年爆发工业革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木材的全国性短缺，致使他们转向煤铁工业，但能源的转换进一步破坏了环境。

古代虽然严禁百姓破坏国有山林沼泽，但禁令终于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之下崩溃。通常而言，私营林场保护较周密，造林成活率也高，而明清时的公有山林（“官山”）基本被看成谁都可以利用而无任何限制的开放性资源，这也是“公地的悲剧”——收益是自己的，后果则由包括后代在内的所有人共同承担。但林权的私有化也需要监管，否则明清时的流民就是因大面积不顾后果地开发深山，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对河流水系的上游地区而言，开发就意味着破坏的开始。

除了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之外，本论文集也集中关注那些“非生物的主角”——气候、河道、降雨量、瘴疠瘟疫。一个比今天寒冷0.8摄氏度的历史时期，可以导致全国性的农业减产和经济萧条；而各地降雨量的多少，更是影响到千百年农牧经济和南北方饮水问题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的几部专著也都已认识到：南方湿热地区的瘴疠曾是阻挡过度开发的屏障，瘴气的逐渐消失对定居者的健康是好事，但也意味着环境破坏的深化。

一些史学家已将历史上老虎的活动看成是人类入侵和破坏自然环境的晴雨表。因为山林开发的推进，首先威胁到食物链最顶端的老虎，并迫使老虎向人展开生存竞争，从这一意义上说，虎患严重的时期和地区，正昭示着环境破坏的强度已打破自然平衡。历史上野象分布范围的逐步南移缩小、动植物种群的变化，也正得到全新的认识和诠释。对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来说，兽类的种群分布对理解历史尤其重要：因为这一地区对气候的敏感程度之高为全国之最。虎、鹿等大型森林野兽的范围缩小和消失，与陕西灾害的频率和作为文明中心的衰落存在着高度关联性。

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的确已经很晚了，但只要行动起来，就永远不会太晚。如今有必要将以往互不关联、边缘化的历史地理、农业史、气候史、灾荒史等整合为一个全新的环境史研究，将一个更为宏大而宽阔的历史景象予以还原和重演。到那时，我们将更清楚到看到人类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既依存于自然又反作用于自然，既是创造者也是破坏者。而这终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爱护被人类伤害和疏远了的大地。

载2008-3-15《广州日报》，题《环境破坏如何改写中国历史？》